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生物组建100周年。

　　在大块头、“大明星”比比皆是的央企队伍中，百亿营收的中国生物名气不大，规模不大，却与全国人民健康状况息息相关。

　　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2018年已提高到77岁。

　　“影响平均寿命中的因素，首先是战争，其次就是传染病，尤其是婴幼儿抵抗力弱，极易感染死亡。”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说，作为国家队，中国生物在控制传染病方面进行了艰苦探索。

　　一百年来，中国生物先后成功研制了天花疫苗、霍乱疫苗、伤寒疫苗、麻疹疫苗、甲肝疫苗、乙肝疫苗、口服轮状病毒活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A型肉毒制品、健康人血浆白蛋白和凝血Ⅷ因子等生物制品，在中国范围内消灭了天花、小儿麻痹症等传染病，有效扼制了百日咳、白喉、破伤风等疾病的蔓延，大大降低了新生儿的死亡率。

　　当前，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活得更有质量，成为更高层次的追求。顺应时代变化，中国生物近年来又在研发手足口病疫苗、宫颈癌疫苗、抗体新药物、细胞免疫治疗等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百年坚守卫健康，不忘初心再出发。

　　杨晓明提出，“我们绝不能吃老本，躺在“老字号”的荣誉证上固步自封、沾沾自喜。” 他提出，要把一百年作为新起点，再聚力、再出发，为建设“健康中国”继续奋斗。

　　艰难起步

　　中国生物的成长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防疫事业的发展史。

　　1919年，北洋政府为了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流行，组建了中央防疫处，负责对传染病的细菌学研究和进行各种生物制品的生产，这就是中国生物的前身。

　　当时，中央防疫处的主要产品包括白喉抗毒素血清、痘苗、霍乱疫苗、伤寒疫苗等，其中部分产品还曾在法国巴斯德百年纪念会上获奖。

　　1926年，中央防疫处第三科痘苗股负责人齐长庆用一名天花患者的天花病毒，经猴、兔、牛等动物接种传代减毒，获得“天坛株”痘苗毒种，这一毒种的获得和留存，为我国控制、消灭流行数千年的天花病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8年，国民政府卫生部接管中央防疫处。1942年，在时任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的主持下，中央防疫处分离出我国第一株青霉素菌种，次年开始研制青霉素。这是我国抗生素事业的开端。

　　在我国的防疫事业中，汤飞凡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1921年，汤飞凡从湘雅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后被推荐去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1929年春，汤飞凡决定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祖国。当时国内的研究条件极差，汤飞凡卖掉了自己的显微镜，才装备起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室，进行病毒研究。

　　1937年，在隆隆的炮声中，汤飞凡出任中央防疫处处长。此后，他跟随中央防疫处，先后迁往南京、长沙、昆明等地。抗战胜利后，他和同事们再次回到北京。

　　熊熊战火中，汤飞凡和同事为了应对日军的细菌战、化学战，做出了突出贡献。

　　解放后，天坛防疫处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任所长。很快，汤飞凡领导下的生物制品研究所，又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反细菌战的斗争中。

　　1955年，时局平稳后，汤飞凡重启了中断多年的沙眼研究，并分离出世界上第一株“沙眼衣原体”。他也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此后，汤飞凡领导的麻疹研究组还分离出我国第一株麻疹病毒。

　　鉴于他在防疫事业中的突出贡献，汤飞凡被称为中国疫苗之父，中国生物制品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中国科学技术史权威李约瑟称他为“预防医学领域里的一位顽强的战士。”    

　　快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防疫事业和中国生物进入了发展的黄金阶段。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防疫事业。”杨晓明举例说，当时所属院所、仓库都是在远郊，周边不允许设置公交站牌，就是为了保密。再比如，当时运送疫苗的车辆都是“特殊车辆”，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

　　再比如，为了消灭脊髓灰质炎，每到12月15日的世界强化免疫日，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幼儿园或街道给学前儿童喂“糖丸”。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生物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迅速提升，连续取得了多项突破，消灭了多种传染疾病。

　　“脊灰”又称小儿麻痹症，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疾病，且主要侵犯儿童。一旦患病，就会引起肌肉萎缩、肢体瘫痪、不能自主呼吸等，轻则致残，重则致命。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这一疾病的受害人。

　　新中国成立不久，该疾病在江苏南通大规模爆发，出现了1680名病患，大多为儿童，其中466人死亡。随后疫情迅速蔓延到青岛、上海等多个城市。    

　　当时，美国和苏联都在研制相关的疫苗，但都不向中国提供。

　　为了遏制疫情，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系、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和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及检定所等单位组织协作组，于1964年在北京生研所试制出我国第一批500万人份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400多万名儿童服用，结果证明安全有效。

　　1965年开始，全国开始推广这一疫苗，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明显下降。据统计，1949年“脊灰”的年平均发病率为十万分之4.06，1993年下降到十万分之0.046。2000年，我国被世卫组织确认为无本土脊髓灰质炎的国家。

　　1960年，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张箐成功分离出麻疹“沪191”毒株后，我国防制麻疹开始从被动预防转入主动控制。1966年，该疫苗获国家卫生部批准生产和应用，由沪191株生产的麻疹减毒活疫苗至今已在我国应用超过20亿剂量，为我国控制和消除麻疹作出了重大贡献。

　　同样，得益于中国生物研发并生产的疫苗，中国于1961年就彻底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早了16年。

　　改革开放后，中国生物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

　　杨晓明说，“当时恰值世界生物技术领域大发展，微生物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不断涌现，我们有了一个与国际同步成长的机会，走出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道路，产品也开始走向世界。”

　　2012年，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研制的艾滋病疫苗正式进入Ⅱ期临床试验，首批15名志愿者在北京佑安医院接受了疫苗接种。该疫苗研究由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2017年12月2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日内瓦发布公告，宣布中国生物所属北京北生研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口服二价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通过WHO预认证。2018年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始采购中国生产的口服二价脊髓灰质炎疫苗，为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儿童接种。

　　不忘初心

　　尽管为国人健康做出了这么多贡献，但中国生物的名头并不响，企业的营收规模也不算大。据了解，中国生物营业收入常年在50亿元上下徘徊。近几年增长速度有所加快，2018年达到了108亿元。

　　对此，杨晓明解释说，作为一家守护人民生命与健康的央企，中国生物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经济效益之前。“我们生产的疫苗多数是政府强制定价产品，跟国际上同类产品有着巨大的价格差距。”他举例说，进口脊髓灰质炎疫苗每一支400元，中国生物的产品标价是35元；五联疫苗的进口价格是800元，中国生物的则不到10元。

　　目前，中国生物的疫苗产量在6亿剂次左右，约占国内8成，但营收只占一半。“民营企业基本以生产自主定价的二类疫苗为主，利润空间更大。”杨晓明说，中国生物也在逐步加大二类疫苗的生产量，但在产能、人手有限的情况下，还是要优先保障国家免疫规划任务。

　　攻坚克难，勇于献身。

　　40多年前，中国生物的研究人员为了研发乙肝疫苗，因陋就简地在地下室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小屋。设施不全，无法培养乙肝病毒，研发人员就用乙肝抗原带毒者的血清进行试验。找不到试验用的大猩猩，她们就在自己身上试验。

　　“这并不是个例。”杨晓明说，当年他参与百白破疫苗研发时，也是先给自己注射试用。“不过随着时代发展，现在对疫苗试验有了更加严格的规定。”

　　国有急难，及时出手。

　　2003年，非典爆发后，中国生物紧急启动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武汉所承担的人源性抗SARS特异免疫球蛋白课题先后被列入国家“十五”863计划重大项目，北京所与天坛生物共同研制的静脉注射用人SARS免疫球蛋白，被列入SARS治疗应急使用药物 。

　　2011年，我国新疆发生输入性脊灰疫情，病毒源自邻国巴基斯坦。中国生物接到任务后，在第一时间完成2225万粒脊灰疫苗的应急供应任务。仅用时一个半月，就完全控制了疫情，开创了阻断输入性脊灰疫情传播的“中国模式”，成为世界典范。

　　多年来，唐山大地震、九八抗洪、汶川地震等历次自然灾害发生后，中国生物总是第一时间响应，积极生产、调拨相关疫苗，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百年征程，中国生物就是这样始终坚守主业，始终坚守初心。

　　与时俱进

　　不忘初心，并不意味着僵化封闭、抱残守缺。相反，为了更好地践行初心，中国生物在体制机制、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变化始终没有停止。

　　新中国成立后，天坛防疫处（原中央防疫处）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其后，通过几年的机构调整和改造，形成了北京、长春、成都、兰州、上海、武汉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

　　1989年，卫生部组建了国有独资的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以下简称总公司），负责对上述六个所进行行业管理。1999年，总公司与卫生部脱钩，转由中央大型企业工委管理。 

　　2003年，总公司更名为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并划转国务院国资委出资监管。2009年,经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同意，并报请国务院批准，国药集团与中国生物重组，后又成立了新的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随着变迁，中国生物及其下属单位的管理机制也在不断优化调整。

　　1998年，北京所发起组建的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中国生物开始了与市场经济的亲密接触。

　　近几年来，尤其是十三五规划开始后，中国生物加快了改革步伐，加大了创新力度。

　　首先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激发干部职工尤其是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力。

　　“生物医药是一个特别依赖人才的行业。贡献不跟收入挂起钩，人的创造力就激发不出来。”杨晓明举例说，之前他带的硕士研究生进入民企工作，年薪能达到五六十万，比这边高不少。

　　为了吸引优秀人才，中国生物采取了多项举措。比如加大对科技人员的奖励力度，最多一个人一年能拿到过百万的奖励。

　　中国生物还完成了成都、武汉、兰州、上海、长春、蓉生公司、研究院、营销中心北京资产管理公司高管岗位竞聘，指导子公司完成了中级管理人员竞聘。六大业务板块体制机制改革陆续开展，企业活力进一步显现。

　　中生复诺健公司还成功引进了一名外籍高管。

　　再比如，中国生物推动了上海捷诺、上海公司四价HPV等一批混改项目，有效激发了科研与管理团队的积极性。

　　其次是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力度。

　　2018年，中国生物研发投入14.05亿元，同比增长65.3%，较“十二五”初增加9.16亿元，增长1.87倍，在营业收入占比达到12.95%。近几年，中国生物的科研投入一直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推动企业营收从四五十亿元增加到一百亿元。不过，杨晓明说，“与国外企业20%的占比相比，我们还有较大差距。今年要达到15%。” 

　　再次，中国生物还对产业布局进行了优化调整。杨晓明表示，医药行业始终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行业。“科技在进步，病毒也在变异，人民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以前我们专注消灭疾病，现在要在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上下更大功夫。”

　　近几年，在保持人用疫苗领域竞争优势的同时，中国生物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涉足了血液制品、医学美容、动物保健、抗体药物及医学诊断等业务板块。

　　杨晓明说，生物领域的范畴十分广泛，我们现在所做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个人判断，这将是下一次爆发的风口，我们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